起底靖国神社的军国主义幽灵

　　日本靖国神社21日至23日举行例行春季大祭。21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名为“真榊”的祭品，引发地区国家强烈谴责和不满。

　　回望历史，靖国神社是日本对外战争的动员工具，是军国主义的“精神载体”和为军国主义“招魂之地”。如今，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利用靖国神社，向日本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灌输美化侵略、鼓吹战争的“靖国史观”。

　　日本舆论指出，日本政客公然参拜靖国神社和献祭品的行径，以及日本自卫队与靖国神社相互勾连的事实，表明日本正在突破其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妄图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复活军国主义。

　　靖国神社，究竟藏匿着怎样的军国主义幽灵？

　　供奉战犯

　　“靖国”意为“安定国家”，名称本身即体现服务国家统治的功能。

　　靖国神社的起源可追溯至明治维新时期。1869年，明治政府设立“东京招魂社”，用于祭祀在戊辰战争中为击败幕府军而战死的人。1879年，“东京招魂社”改名“靖国神社”，并被纳入国家神道体系，由国家直接管理。

　　近代以来，日本不断发动对外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的大量战死者不断被供奉其中，靖国神社成为日本战争动员体系的重要一环。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高桥哲哉在《靖国问题》一书中以“情感炼金术”概括这套体系：通过将战死者塑造为“英灵”，并借由天皇参拜等国家仪式，将个体与家庭的悲剧转化为“为国牺牲的荣耀”，并纳入国家叙事，为战争提供持续的社会动员。这让靖国神社逐渐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

　　1945年日本战败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要求日本废除国家神道体系，靖国神社于是被改为“宗教法人”。虽然在形式上实现所谓“去国家化”，但其军国主义精神内核丝毫未变，还在一些日本政要及右翼势力“培育”下继续“生根发芽”。

　　靖国神社从1959年开始供奉二战乙级和丙级战犯，到1978年更是将东条英机等14名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负有重要罪责的甲级战犯秘密纳为供奉对象。此事曝光后，迅速引发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的谴责，但神社方面始终未作调整。

　　此后，政客特别是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成为日本政治和外交中的敏感议题。中曾根康弘、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等多名首相在任期间曾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侵略受害国强烈抗议和日本国内反对之声。直到今天，在每年靖国神社春秋两季例行大祭及8月15日日本战败日等时间节点，仍有不少日本政客不顾反对坚持参拜。

　　此类行径严重伤害受害国人民的感情，更充分暴露出日本始终未能清算军国主义的历史罪责。日本《朝日新闻》曾发表社论指出，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将“导致日本社会忘记对战争的反省，甚至将过去的侵略历史正当化”。

　　扭曲史观

　　靖国神社不仅把参加侵略战争的军人、甚至罪大恶极的战犯当成“英灵”加以供奉，还公然鼓吹美化侵略历史的“靖国史观”，并用欺骗性、伪装性话术扭曲日本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

　　这不仅体现在神社内各处彰显碑、纪念碑上，更集中体现在位于神社东北角的游就馆中。

　　游就馆始建于1882年，标榜“展示英灵事迹”，实际上是对日本近代以来的战争历史进行美化，把侵略粉饰为“自卫”或“解放亚洲”，把为侵略而战死说成“为国献身”，把为军国主义充当炮灰搞自杀式攻击美化为“特攻精神”……

　　“行走东京战争遗迹会”会长、前东京新宿区议员长谷川顺一长期研究靖国神社问题。他指出，游就馆陈列内容回避战争的侵略性质，突出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造成的死伤，却几乎不提日本给亚洲国家带来的灾祸。这种选择性叙事，本质上是通过刻意强化所谓“受害者”形象，弱化日本的加害责任。

　　比如，该馆2025年推出名为“残存英灵之足迹”的摄影展，选用大量照片、遗物、书信等素材，渲染日本士兵的个人经历及对家人的思念，放大战争带来的“家庭破碎”与“生命无常”，别有用心地营造出一种“共同受害”的战争认知框架，模糊侵略与抵抗、加害与受害的界线。

　　这一叙事策略也被参拜靖国神社的右翼政客广泛使用。

　　高市早苗在担任首相前，每年8月15日都会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每每提到靖国神社和战死军士，她都把“英灵”二字挂在嘴边。去年8月15日，高市早苗与时任农林水产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后接受采访，均回避历史认知问题，声称他们向“为国牺牲者”表达“尊崇与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