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质资源已经成为重要战略资源 关系国家主权和安全

在生物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种质资源已经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衡量综合国力的指标之一，关系到国家主权和安全——

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危机下的保卫战

由于人类活动和全球气候变化对地球环境影响的不断加剧，许多野生生物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和生境遭受严重破坏，野生生物种质资源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威胁着人类社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2020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作为 2021 年 8 项重点任务之一。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加强种子库建设；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可见，种质资源既是发展种业的种源，也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制定合理的种质资源保护策略，加强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维持和可持续利用，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通行做法：就地+迁地保护，重视野生生物种质资源收集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野生生物种质资源的保护密不可分。绝大部分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定的各类政策、战略规划和实施的具体行动方案，都直接指导了野生生物种质资源的管理和保护。对野生生物种质资源采取的系列保护策略，则从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 3 个层次，体现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举措。

就地保护(原生境保护)和迁地保护是野生生物种质资源保护的两大策略。就地保护除了保存种质资源实体外，也保留了其原生境和栖息地及伴生物种，并持续发挥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在理论上来说是最佳的保护策略。

然而，面对与日俱增的人为活动和全球变化，就地保护存在保护面积不够、应对能力不足和关键物种不在保护地等一系列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迁地保护作为另一种重要的方法，可以使野生物种的种源得到保存。

传统的迁地保护方法，如植物园、动物园、种质圃等，在保存稀有等位基因的有效性和增加物种的遗传多样性方面具有挑战，且维护成本较高。一些特殊类型种质资源(尤其是动物)的保藏和繁殖存在很多困难，定期对这类资源进行更新也面临着更多新的科学和技术问题，但通过低温干燥技术建立的种子库对野生植物种质资源进行保藏，被认为是当前性价比最高的迁地保护策略。对于动物资源，采用冷冻精子、胚胎等技术手段，或者分离培养原代细胞并冻存，也是一种可以采用的种质资源保藏策略。

中国实践：完善法规和保存体系，协调推动资源与信息共享

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国之一，我国政府自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成立由国家领导人担任主席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并且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 年)，明确中长期战略目标，划定了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域，确定了一系列保护工作的优先领域和行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总体发展布局，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愿景，对生物多样性的管理逐步实现法制化，并出台系列法规，建成一批保存设施，实施资源和信息的共享。

在政策法规方面，国家制定和完善生物种质资源保护的相关管理制度和措施，先后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根据《全球植物保护战略》制定了战略方案和实施行动计划，率先发布《中国植物保护战略 2021—2030》，建成野生生物种质资源的管理制度和保护体系。同时，国家有关部门正在开展《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管理条例》立法工作，拟进一步规范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

在就地保护方面，通过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推动野生生物种质资源的就地保护。截至 2020 年年底，我国自然保护地总数量达到 11800 个，约占我国陆域国土面积的 18%，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我国 85% 的野生动物种群和 65% 的高等植物群落。在迁地保护方面，依托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建设的“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是我国唯一以野生生物种质资源保存为主的综合保藏设施。截至 2020 年 12 月，该资源库已保存植物种子 10601 种(占我国种子植物物种数的 36%)85046 份，动物种质资源 2203 种 60262 份，微生物菌株 2280 种 22800 份，野生生物种质资源保存量居亚洲第一。

种质资源作为科技创新和生物产业革命的基础材料，除了持续开展资源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定向化收集保存外，也逐渐通过资源的整理整合和平台构建，向开放共享和专题服务转变。